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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變民宿 業主反映深夜噪聲不止

　　律師表示民宿行業監管存在相關法律法規空白，北京擬規定小區內經營短租房或需同樓業主書面同意

　　居民小娟(化名)反映，自家隔壁住宅被改成民宿出租，存在噪聲擾民現象。律師表示，關於民宿管理，目前還沒有法律法規層面的專門規定予以規制，民宿行業的監管仍存在法律法規的空白地帶。

　　今年8月，北京就嚴管“城市民宿”等短租房公開徵求意見，擬規定，經營短租房要取得房屋業主的書面同意，並符合小區管理規約或業主大會決定；沒有管理規約或業主大會決定的，要取得同樓其他業主書面同意。

　　新京報訊 近日，朝陽區蘋果社區北區居民小娟向新京報反映，自己家隔壁住宅兩次被改成民宿出租，長期存在噪聲擾民現象。現民宿方表示擁有合法的酒店管理營業執照，且並未允許租客在室內聚會喧鬧。

　　住宅變民宿 半夜有噪聲

　　小娟告記者，近一年來，隔壁住宅被改造成民宿對外經營，她曾多次在深夜和凌晨聽到大聲唱歌、鬨笑、吵鬧的聲音。

　　“去年12月第一次聽到噪聲，後來吵鬧次數多了，有一天去敲門交涉，發現裏面在開派對，對方說是在攜程網上租的民宿。”小娟向記者展示的多段視頻显示，從今年1月到9月，其多次與民宿租客交涉，希望對方減小音量，時間多為12點以後。

　　小娟告訴記者，今年8、9月，該民宿出租的頻率明顯提升。“每天晚上都會被吵到，實在忍受不了了，就報警了。”小娟稱10月接到警方通知，該民宿被取締，網站房源也被下架。

　　12月6日，小娟再次在家中聽到了隔壁傳來的吵鬧聲。對方告訴她是在短租平台“愛彼迎”租的民宿。根據屋內裝修情況及房源地址，小娟查詢發現，該民宿更換房東並重新裝修后，在“愛彼迎”再次上架經營。

　　小娟認為，由於戶型的緣故，該棟樓隔音效果本身就不太好，如果房子被作為民宿對外經營，且允許多人聚會，免不了會製造噪聲。“這個聲音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特別清晰，而且它是不規律的，很難適應。”

　　民宿暫停業 稱不許辦派對

　　12月14日，記者通過平台查詢該民宿房源，其介紹中提到“小轟趴也可輕鬆駕馭”“允許舉辦派對和活動”。

　　民宿老闆接受採訪時表示，這間民宿12月6日正式開始營業，目前處於暫停營業狀態。12月12日接到派出所通知，說有市民舉報民宿存在擾民行為。“之後我們就把房子里的床撤掉了，只保留了拍照和攝影等功能。”

　　12月14日，記者在該民宿看到，一樓配有遊戲機、電視、投影及小音響等設備。門口設有兩扇門，門后張貼着禁止聚會的告示，稱“23點后請保持安靜，如有投訴，將會斷電”“非可聚會房源，請尊重鄰里關係”。

　　“開業以來只作為攝影場地對外出租一次，還有一次舉辦朋友的生日聚會，不存在特別擾民的現象。”民宿老闆稱，房屋加設了一扇門，屋內沒有特別擾民的設備，也跟租房的人核實過沒有過分舉動。“造成目前這個局面，我們有部分責任，但更多原因可能是周邊鄰居太敏感，房屋結構也有問題。”至於後續，民宿老闆表示願意在管理方的協調下，和鄰居一起協商解決。

　　針對在住宅樓內經營民宿是否合法合規，民宿老闆表示，其擁有酒店管理公司營業執照，經營範圍包括住宿，該民宿可以視為公司旗下的一個產品。

　　12月17日，記者再次搜索該民宿在短租平台的展示發現，其介紹已進行修改，刪除了“小轟趴也可輕鬆駕馭”，並稱“不允許舉辦派對和活動”。

　　■ 追問

　　面對噪聲擾民，居民如何維權？

　　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韓驍表示，受影響居民可以選擇採用交涉、向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及公安機關投訴等方式正當維權，請求生態管理部門或公安機關依法對其責令整改或進行行政處罰。

　　據介紹，根據我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使用家用電器、樂器或者進行其他家庭室內娛樂活動時，應當控制音量或者採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對周圍居民造成環境噪聲污染。第四十七條規定，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樓進行室內裝修活動，應當限製作業時間，並採取其他有效措施，以減輕、避免對周圍居民造成環境噪聲污染。

　　另外，《治安管理處罰法》也明確規定，對於製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反覆教育不改的，處200元以上500元以下處罰。

　　韓驍指出，如短租民宿確實出現噪聲擾民情況，受影響居民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製造噪聲旅客或民宿管理經營者進行排除噪聲危害，造成損失的，要求其賠償損失。

　　民宿可以開在小區住宅樓內嗎？

　　韓驍表示，關於民宿管理，目前還沒有法律法規層面的專門規定予以規制。目前，我國主要根據原國家旅遊局2017年發布實施的《旅遊民宿基本要求與評價》確定民宿經營標準。同時，隨着民宿行業的發展，廣西、福建、深圳等地方也出台了針對民宿管理及發展的政策性規定，以規範民宿行業的發展與管理。

　　“民宿行業的監管仍存在法律法規的空白地帶，亟須進行規範化與合法化建設。”韓驍說。

　　今年8月，北京市住建委、市公安局、市網信辦聯合起草的《關於規範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徵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通知擬規定，經營短租房應當取得房屋業主的書面同意，並符合小區管理規約或業主大會決定。對於沒有管理規約或業主大會決定的小區，經營者應當取得本棟樓內其他業主的書面同意。未來，街道、鄉鎮政府以及小區物業單位也將對“城市民宿”、短租房負有監管責任。

　　■ 回應

　　業主可聯繫居委會調解或報警

　　針對居民反映的住宅樓內民宿有噪聲擾民現象，雙井街道辦信訪科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表示，業主可以就噪聲擾民問題向所在社區居委會反映，居委會可以對雙方矛盾進行調解。同時，如果業主懷疑住宅區內經營民宿的合法性，也可以向工商部門舉報，請相關部門調查該民宿是否涉及無證經營等違法行為。

　　蘋果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回應記者稱，如果有業主向居委會反映住宅樓內存在噪聲擾民等行為，居委會將聯合物業聯繫房東，進行實地調查，調解發生在鄰裡間的糾紛。“如果涉及違法，我們也會上報派出所，業主也可以直接報警。”

　　對於小娟反映的問題，雙井派出所則表示，如果存在擾民情況，業主可以隨時報警，警方會依法進行處理。

　　新京報記者 吳嬌穎 郭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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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蒙山上的大遷徙 畢節32萬移民搬進新家

　　冬日的晚上，畢節市赫章縣金銀山社區里，45歲的苗家人顧慶學和老父親吃過飯後坐在沙发上看起了電視，腳邊是一台暖烘烘的“小太陽”，茶几上是一盤切好的蘋果。廚房裡，妻子正在忙着洗碗，“嘩嘩”的水聲讓顧慶學感到十分悅耳，“現在我們不用再擔心水不夠用了。”顧慶學說。

　　2018年9月，顧慶學一家響應當地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從赫章縣古達鄉新田村來到了縣城，住進了現代化的小區。與他一起做出決定的，還有32萬來自畢節各地各族的人們。烏蒙大地上，一場史詩級別的遷徙正在發生，就如5000年前，顧慶學的祖先蚩尤部落一般，不同的是，曾經傳說中的苗族人是為了躲避戰亂，今天的顧慶學是為了追尋更美好的生活。

　　史詩：大遷徙舞的奏響

　　畢節市赫章縣，地處烏蒙山區傾斜地帶，山石遍布，94%的國土都是坡地，僅有的耕地大多在1800米以上，人均耕地僅1畝多，這也一度帶來“越墾越荒、越荒越窮、越窮越生”的惡性循環。

　　2015年，國務院提出“五個一批”脫貧路徑，其中，易地扶貧搬遷被列為“挪窮窩”的重要一環。同年12月，貴州率先在全國打響易地扶貧搬遷“第一炮”。對於畢節來說，開展這項重大工程其中一個難點便是如何勸說當地苗家人搬離世代居住的深山老林。

　　“原來我們家住的就是一間自己蓋的木房，走哪裡都不方便”，顧慶學說，最近20多年來，他去過縣城不少次，最初因為交通受限，只能依靠雙腿，一走就是5、6個小時，後來路修好了，坐車卻也要坐上2個小時左右。縣城的熱鬧讓顧慶學心動，“我原來就問過自己，住木房是家裡祖輩的宿命，但是到我們這一代為什麼不能改變”。

　　赫章縣苗學會會長張躍告訴筆者，對於許多苗族中青年來說，與顧慶學一樣，他們希望着走出祖輩的宿命，但是老一輩的苗族人在最初聽到“搬遷”二字的時候，感到的卻是困惑與不安。是永久搬還是暫時搬？以後政策會不會變？老家的土地怎麼辦？和苗家兄弟姐妹的感情又如何維繫？面對這些疑惑，苗學會會員們、脫貧攻堅工作人員們挨家挨戶反覆上門進行勸說。有些人家，工作人員上門次數甚至達到數十次。

　　苗族出身於蚩尤部落，5000年前，涿鹿大戰中，蚩尤戰敗。傳說為躲避戰爭，其部落族人從肥沃的長江中游逃離到了貴州、雲南等地，躲進了深山之中，這也就是苗族史上的第一次大遷徙。

　　歷史的印記至今依然刻在苗人身上，為了紀念這場艱辛的歷程，苗家人創作了大遷徙舞，用古老的歌謠再現歷史畫卷。如今，在赫章縣大花苗支系間，這支舞蹈依然在世代流傳。舞蹈時，苗家人會特意穿上紅白黑三色相間的盛裝，將曾經的過往書寫在服飾上。“苗語把大遷徙舞稱為‘夠戛底戛且’，意思就是‘尋找居住的地方’”，張躍說，曾經，苗家人的遷徙是為了躲避戰亂，今天，在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中，苗家人再次啟程，為子孫後代開啟新的遷徙。

　　古老的大遷徙舞已經奏響。與其他民族一起，苗家人下山走進了現代社會。數據显示，“十三五”期間，貴州省實施易地扶貧搬遷188萬人，佔全國搬遷計劃的15%，是全國搬遷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省份，其中，畢節易地扶貧搬遷32萬人，告別曾經就地取石、依山而建的日子。在畢節的版圖上，1591個生存條件惡劣、不宜居住的貧困自然村寨或許會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139個現代化的定居區。

　　浪潮：現代社會的擁抱

　　“許多老人一輩子都沒有下過山，不會說漢語，平時煮菜吃飯都是自給自足，沒有在市場上進行過買賣交易。”張躍告訴筆者，從下山告別傳統農耕生活，到走進小區融入現代社會，苗家人邁出的這一步並不容易，怎麼買東西？小區衛生如何保持？生活習慣怎樣改變？一堆的問題等待着解決，第一項便是“錢從哪裡來？”

　　對於這個問題，畢節市提出全力做好搬遷群眾後續服務工作，將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重心逐步從以搬遷為主向後續扶持工作為主轉變，從解決好“怎麼搬”向“搬后怎麼辦”轉變，從“搬得住”向“穩得住”、“能致富”轉變。

　　金銀山社區是畢節市赫章縣易地扶貧搬遷縣城集中安置點，佔地面積520畝，建有安置房65棟，目前已安置貧困群眾2697戶，13612人。社區通過提供公益性崗位、扶貧專崗、引入企業開設扶貧車間等多種渠道，完成了一戶一就業，有些家庭，最多的時候4口人都在家門口就業，月收入過萬元。

　　在社區扶貧再生髮車間，二十多位婦女一手拿焊針，一手拿着頭髮，正一層一層、一根一根地製作發套。織發工何繼文是車間里唯一的男性，42歲的他早年在外地打工，腿受了傷沒法繼續工作，失去了經濟來源，曾一蹶不振，搬遷之後他來到扶貧車間工作，雖沒有女工熟練，一個月也能掙一兩千塊錢。

　　社區居民李本情與丈夫原在外打工，2018年9月，搬進銀山社區后，看到社區提供的機會，李本情舍不得走了，選擇留在扶貧車間工作。她人很勤奮，手腳靈活，製作發製品的速度比其他人快，很快就成為車間培訓師。現在，李本情已經升成負責人，不僅要教大家製作發製品，還承擔起質量檢測、管理等一系列工作，並同時兼任銀山社區居委會副主任。“現在每天在家門口就能上班工作，也有了時間陪伴孩子。”李本情說。

　　筆者了解到，金銀山社區已有三家企業入駐扶貧車間，包括再生髮製作車間，电子元件製作車間、手套生產車間，總面積5000平方米，解決了120多個就業崗位。目前，畢節市已解決易地扶貧搬遷勞動力就業11.48萬人，實現了有勞動力搬遷戶1人以上穩定就業。

　　從大山深處搬進縣城，許多移民考慮的還有孩子的教育問題。金銀山社區的孩子們，接觸到新的生活、新的群體，撲面而來的有好奇、喜悅，也有孤獨。為幫助孩子們快速融入新環境，台盟中央發出捐建金銀山少兒活動中心的倡議，共籌集建設資金105萬元。今年10月底，這所擁有580平方米的少兒活動中心正式啟用，為社區孩子們提供課外輔導、藝術教育、親情陪伴等服務。金銀山少兒活動中心負責人張雪君說，現在，孩子們正漸漸適應着城市的生活，開闊了視野，也開啟了新的人生。

　　眷戀：故土之情的延續

　　金銀山社區里，每天只要有空，搬遷戶劉廣能都會去社區旁邊的一塊田地里看看，拔拔草、打理一下田裡的蘿蔔、白菜。在移民們進駐集中安置點后，社區通過土地流轉，為居民們就近配置了一塊200畝左右的“微田園”，讓移民們在城市中找到鄉愁的寄託地。

　　田地里，居民們在地里忙活着，白菜、蘿蔔等各類蔬菜長勢喜人。站在一旁的劉廣能一邊查看着蘿蔔的長勢，一邊說：“我們從小就是在田裡長大的，對土地有很深的感情，尤其是家裡的老人，就算來地里拔拔草心情也會好很多”。

　　劉廣能的話得到了張躍的認同。“比如苗家人，對故土就是有着很深的眷戀，他們希望苗族同胞的感情能夠一直延續，以後離世時也能回到故土安葬。”張躍告訴筆者，為了讓苗家人在城市裡也能持續感受到故鄉的溫暖，赫章縣苗學會專門開了一次會議，號召苗家人不論誰家有紅白事，都前去幫忙出力。現代化的城市裡，鄉愁得以慢慢沉澱。

　　除了延續對故土的眷戀，“微田園”的存在也為居民們帶來了另一份收入——田裡的蔬菜不僅可以自家食用，還能拿到周邊菜市場進行販賣。“去年除了自用，我家買菜差不多有2000元的收入，周邊小區的一些住家戶還過來問我們能不能賣給他們。”既能吃到熟悉的味道，又能填補家用，劉廣能對“微田園”已經產生了感情。

　　劉廣能的妻子在社區扶貧車間的手套廠工作，月掙2000元左右。劉廣能說，現在住在小區里，他對醫療、教育、就業都不擔心了，心裏全部有底了。“以前交通不方便，要用扁擔挑水，現在自來水直接到家中；以前在鄉下要走很遠的路才到學校、醫院，現在全部都在家門口，感覺生活越來越有盼頭。”

　　“‘微田園’植根於泥土、萌芽於鄉間”，赫章縣金銀山街道辦事處主任文兵表示，社區會把“微田園”項目打造成搬遷群眾的“菜籃子工程”，為搬遷群眾留住鄉愁。

　　11月23日，包括畢節市納雍縣、威寧縣、赫章縣在內的貴州省最後9個貧困縣宣布退出貧困序列，貴州66個貧困縣全部實現脫貧摘帽。消息傳來，讓畢節人感到振奮。張躍說，現在赫章縣苗學會正準備將搬遷至縣城的苗民們團結起來，在現代化的社區里奏響苗家大遷徙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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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塹變通途 畢節架起立體交通網絡格局

　　地處西南腹地的畢節是川、滇、黔三省的交通要衝，然而曾經，由於境內溝壑縱橫，擋住了畢節通往外界的路，交通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

　　要脫貧，首先要改變薄弱的基礎設施。近年來，畢節市將補齊交通基礎設施短板作為脫貧攻堅、同步小康的重要抓手，深入實施基礎設施建設“大會戰”，建立完善“鐵、公、機”立體交通網絡格局，變身為三省結合部交通樞紐和現代物流中心。

　　2012年12月31日，杭瑞高速遵義至畢節段正式通車，標志著畢節結束了“零高速”的尷尬歷史；2015年10月22日，廈蓉高速織金至納雍段正式通車，標志著畢節實現縣縣通高速公路的目標，為貴州成為全國第9個、西部12省(區、市)第1個縣縣通高速省份貢獻了“畢節力量”。截止目前，畢節市全市公路里程達3.3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車裡程達到981公里，鎮赫、赫六、威圍和納赫4個在建項目共154公里加快推進中。

　　在雲上交通建設中，2013年6月16日，畢節飛雄機場正式通航，打通了畢節對外聯繫的“空中走廊”，目前畢節可直飛北上廣深等20多個城市，旅客吞吐量從2013年的7萬人次增加到2019年的121萬人次。

　　2019年12月16日，成貴高鐵通車，呼嘯馳來的“和諧號”將畢節正式推進“高鐵時代”，也助推着畢節融入到黔中、成渝及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發展大局。

　　文/李慧超 春華 圖/張志紅 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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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逼13歲女生寫性行為檢討？毆打羞辱有違教育之道

　　議論風生

　　這不是教育，而是反教育。

　　“13歲女生深夜被校長叫到辦公室毆打，並逼迫寫性行為檢討”一事，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

　　據媒體報道，11月30日晚11點，山西臨縣13歲女生小娟(化名)被校長叫去辦公室談話。據小娟哥哥表述，校長稱被叫去談話是因為有男生跑到女生宿舍。

　　事後，小娟被發現渾身多處淤青、頭部有外傷。小娟哥哥反映，當時小娟遭到校長毆打，並被逼寫下一份“性行為檢討”。

　　涉事校長對此回應稱，該事件由當地派出所和教育局受理，其他不願多說。據新華社報道，目前校長已被停職待查，有關情況正在調查處理中。

　　一名年僅13歲的女生，被校長深夜叫到辦公室毆打，並寫下所謂“檢討”，還進行人格上的羞辱——從醫院檢查結果看，所謂的“性行為”壓根就不存在，這番操作，如果屬實，那實在不是為人師者應有的教育方式，更別說是身為管理者的一校之長了。

　　就目前看，雖然幾方都給出了說法，但校方跟當地官方提供的信息有限，女生家屬的單方說法居多。但不管是身上傷痕圖，還是檢討書照片，都很難不讓人“寧信其有”。希望此事真相儘早浮出水面。

　　如果這事核心事實不假，那這位校長這樣羞辱學生，實在是有違師德本分。

　　首先，必須明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若當事校長真的毆打了女生，那就已涉嫌違法。

　　強迫女生寫“性行為檢討”，也涉嫌對學生進行人格侮辱。這明顯違反了《新時代中小學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如果調查查證事件屬實，當地教育部門就該撤銷涉事校長的職務及教師資格。

　　再者，從報道來看，由於發現有男生進入女生宿舍，就迫使女生承認有性行為、寫檢討，這樣的處理方式也過於簡單粗暴。

　　因為男生進女生宿舍就立馬認定為早戀，進而想到發生性關係，採取體罰“逼供”的方式，要求13歲的女生寫下交代發生性行為過程的檢討書……這不是教育，而是反教育。

　　別說兩次醫學檢查結果證明了“檢討書”上內容不實，就算學生真發生了性行為，校長在處理這類問題時，首先應該想到的，也該是對涉事學生的保護與妥善教育，而非體罰、羞辱。

　　若真有人跟13歲女孩發生了性關係，校長“掌握”了雙方發生性關係的事實，就應馬上聯繫女生的監護人以及報警處理，交由法律去裁決，並保護好女生的隱私，做好心理疏導，而不是逼女孩寫下所謂的“檢討”了事。

　　當然這些分析是基於“真有其事”的基礎上，若很多消息不實，該還當事人清白的也不應含糊。

　　羞辱式管教，既不尊重學生隱私，也會扭曲學生的人格發展。學校應該做的，是加強對學生的情感教育與性教育，而不是動輒對學生以暴力相向——無論是精神暴力抑或身體暴力。

　　希望當地以全方位的調查還原事實，儘早給出確切的調查結果，也給出不偏不倚的處理。無論如何，決不能允許教育者肆意辱沒孩子尊嚴的事件輕易發生。

　　□熊丙奇(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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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12月18日電 據上海衛健委官方微博消息，12月17日0—24時，通過口岸聯防聯控機制，報告4例境外輸入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出院3例，其中來自俄羅斯1例，來自西班牙1例，來自英國1例。

　　病例1為中國籍，在阿聯酋旅行，12月14日自阿聯酋出發，當日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入關后即被集中隔離觀察，期間出現癥狀。綜合流行病學史、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測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等，診斷為確診病例。

　　病例2為中國籍，在俄羅斯工作，12月3日自俄羅斯出發，12月4日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入關后即被集中隔離觀察，期間出現癥狀。綜合流行病學史、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測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等，診斷為確診病例。

　　病例3為中國籍，在德國生活，12月5日自德國出發，12月6日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入關后即被集中隔離觀察，期間出現癥狀。綜合流行病學史、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測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等，診斷為確診病例。

　　病例4為安哥拉籍，在安哥拉生活，12月5日自安哥拉出發，經德國轉機後於12月15日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入關后即被集中隔離觀察，期間出現癥狀。綜合流行病學史、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測和影像學檢查結果等，診斷為確診病例。

　　4例境外輸入性確診病例已轉至定點醫療機構救治，已追蹤密切接觸者66人，均已落實集中隔離觀察。

　　12月17日0—24時，無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截至12月17日24時，累計報告境外輸入性確診病例1079例，出院993例，在院治療86例(其中1例危重症，1例重症)。現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2例。

　　截至12月17日24時，累計報告本地確診病例349例，治癒出院339例，在院治療3例，死亡7例。現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0例。

　　截至12月17日24時，尚在醫學觀察中的無癥狀感染者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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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之春”后的十年寒冬

　　【國際觀察】

　　十年前的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商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之死引發了衝擊整个中東的“阿拉伯之春”。這場風暴讓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扎菲、也門的薩利赫等政治強人退出了歷史舞台。十年後，阿拉伯世界並沒有迎來期盼中的民主、繁榮與和平，美國作為“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也難逃其害。

　　十分諷刺的是，隨着這個“春天”而來的不是萬物復蘇，而是凜冽的“寒冬”。大部分經歷“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政府被推翻后，政權真空並沒有被民主改革派填補。利比亞、也門等國出現了持續混亂和武裝衝突，軍閥建立的新政府手段之強硬，與“阿拉伯之春”前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借勢發芽並強勢擴張，民眾飽受戰亂之苦逃離家鄉，甚至引發了歐洲難民危機。站在2020年回望過去的十年，阿拉伯民眾發現，所謂的“民主運動”帶給他們的並不是新生，反而是無盡的災難與苦痛。國際社會甚至美國對這場運動的評價也日趨負面。美國學者諾亞·費德曼以“阿拉伯之冬”取代“阿拉伯之春”，加拿大學者邁克爾·伊格納蒂夫同樣以“悲慘的失敗”描述這段歷史。

　　時至今日，這場“民主運動”的背後推手正是美國已沒有爭議。2013年，法國出版的《阿拉伯革命背後隱藏的一面》一書為這一論斷作了翔實的論證：美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通過實地引導與網絡煽動兩大手段促成了這場悲劇。一方面，美國利用“輸出民主”的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例如美國國際發展署、全國民主基金會、國際共和學院、全國國際事務民主研究會、自由之家、開放社會學院等，深度介入這場街頭“革命”；另一方面，美國培訓大量阿拉伯網絡煽動員，利用網絡這一當時的新興媒介推波助瀾，而後又控制國際主流媒體加以讚揚，一邊倒地渲染所謂“革命”的“自發性與積極性”。從“阿拉伯之春”之前二十年的東歐劇變，到其十年後的香港動亂，美國的手段、細節也許有所改變，但美國的“司馬昭之心”一直未變：以“民主化”之名許諾“更加美好的未來”，暗中不過是滿足其一己私利，最後只能給事發地留下一地雞毛。

　　站在“阿拉伯之春”十周年的節點上回望，這場聲勢浩大而持久的動蕩帶給阿拉伯世界的不過是民主之敗、經濟之殤、政治之亂。相關機構的評分显示，大部分經歷“阿拉伯之春”的國家的治理水平、政治環境和民眾權益都與“阿拉伯之春”中煽情的口號相去甚遠。

　　中東地區經濟水平持續惡化。由於油價下跌、高失業率以及腐敗的精英政治等原因，許多中東國家在經濟上陷入困境。政治精英犧牲普通民眾的利益，在這些國家造成了高貧困率與貧富分化。該地區的經濟發展陷入“倒退的十年”，利比亞從全球人均收入平均線之上一步步陷入貧困的泥潭，成為當今世界最為動蕩、落後的國家之一。

　　中東地區政治衰敗日益深重。反腐曾是中東民眾參與“革命”的最初訴求，但是從十年後的結果來看，不少國家的腐敗程度更加深重。腐敗疊加內戰硝煙不斷，民眾看不到未來，紛紛選擇逃離。聯合國數據显示，“阿拉伯之春”后，內戰造成百姓大規模流離失所，僅敘利亞衝突就造成了500多萬難民和600多萬流離失所者，這些難民大量湧入歐洲，成為歐洲難民危機的主要動因。

　　十年後，類似“阿拉伯之春”的街頭之火反而在美國本土燃起。“弗洛伊德事件”再次揭開了美國數百年來的種族主義傷口，掀起美國歷史上罕見的長期社會動蕩和街頭騷亂。“弗洛伊德之死”之所以能夠在美國引發“蝴蝶效應”，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國內社會矛盾、階層分化和政治衰敗也已經到達了空前的程度，甚至不亞於十年前的中東地區。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簡陋的生活條件與畸形的醫保政策讓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成為真正的“易感人群”與“高死亡率患者”；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更讓有色人種面臨大規模的失業與破產危險，這場疫情正對他們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紐約時報》在一則報道的開頭稱，“有兩場平行的瘟疫正在席捲美國：新冠病毒和警察殺害黑人”。

　　“弗洛伊德事件”成為2020年美國大選的焦點議題之一，進一步激化了美國兩黨政治，擾亂了美國的政治秩序，未來可能引發其他類似的暴力抗爭。即便美國政府更替，美國在處理國內種族難題上依然會缺乏有效途徑。美國政治積弊深重，很難由一個人或一任總統來治癒。在此背景下，美國更有可能把“禍水”引向其他國家，試圖在國際社會掀起新一輪“民主浪潮”。

　　十年後，從各個層面來看，“阿拉伯之春”並沒有給阿拉伯地區帶來春天，反而是美國在全球大搞“民主推進”的又一個反面典型。“阿拉伯之春”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當事國家喝了美國“民主價值”的迷魂湯，選擇了錯誤的變革道路。這條錯誤道路不僅沒有解決這些國家業已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反而激化了這些國家內部的民族、宗教、階層矛盾，讓國家機器和國家治理陷入癱瘓。國家亂了，老百姓任何美好的願景都會在硝煙中迅速泯滅。

　　事實證明，越是解決複雜的困難，越是進行重大的變革，一個國家就越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越需要一個與人民緊密聯繫、能夠充分組織和動員社會不同群體的執政力量。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夠通過穩定和發展來消解舊矛盾，才能夠通過改革和創新來解決新問題，給國民一個有獲得的現實、一個有希望的未來。真正的踐行民主應該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福祉。某些國家居心叵測的“顏色革命”、口惠而實不至的“民主支票”，帶來的只有悲劇，而沒有“春天”。

　　　　（作者：李崢，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韓亞峰，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研究實習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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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倫的挑戰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陳惟杉

　　發於2020.12.21總第977期《中國新聞周刊》

　　12月1日，當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提名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出任財政部長后，幾乎沒有人懷疑她會順利當選。身為民主黨人，2014年耶倫獲美聯儲主席提名后，以56票贊成、26票反對的高票在參議院通過，在此之前更有300名經濟學家聯名給奧巴馬寫信，為耶倫出任美聯儲主席背書。

　　“首先，一位財長的風格很重要，耶倫相對比較溫和、理性，相比於特朗普政府比較偏激的作風是一次回歸，也能修復其留下的一些不良印象。”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

　　這一次，耶倫不僅會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女性財長，還將成為出任過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美聯儲主席和財長三個職位的第一人。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曾評價耶倫稱，“她的經驗比我更豐富，因為她之前一直擔任官員。”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提醒，不要只關注耶倫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出色履歷，她更是挽救宏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經世致用學科的關鍵人物。

　　在上個世紀80年代，貨幣、財政政策可以被用於抗擊經濟衰退並減少其帶來的損失的理念備受質疑，相當數量的經濟學家認為經濟政策無法在抗擊經濟衰退時扮演任何角色，因為經濟學分析總是假設人會基於自身利益而理性行事，如此一來經濟政策便難以起作用。而耶倫是當時興起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代表——相信人並不愚蠢，但並不總是基於理性與自身利益行事，這為抗擊經濟衰退時採取積極的政策留下了空間。

　　在美國經濟遭遇新冠疫情衝擊的當下，一位民主黨當選總統提名一位信奉新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出任財長，似乎正合時宜；而拜登經濟團隊與奧巴馬經濟團隊的高度重疊，讓《華爾街日報》在社論中直言，這是“奧巴馬經濟學家”的回歸，與之相伴的，是可預見的“更多支出、更多管制、更高稅收、更寬鬆的貨幣政策”。

　　但擺在耶倫面前的困境是，在貨幣政策已經極致寬鬆的情況下，在財政政策上的騰挪空間能有多少？

　　刺激政策“箭在弦上”

　　在12月1日作為獲提名財長正式亮相前，耶倫在今年已不止一次呼籲出台財政刺激措施。“出台刺激措施本身就是信奉大政府小市場的民主黨的傳統，從拜登已經提出的加大財政支出的計劃來看，從應對氣候變化到基建、給州政府補貼，抑或是疫情防控，隨便幾項加總，可能都是幾萬億美元的規模。”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7月中旬，耶倫與伯南克兩位美聯儲前主席曾共同出席一場國會聽證會，主題是如何應對經濟危機。兩人的證詞談及美聯儲的應對措施時稱其已然足夠有力，富有預見性，並且全面。“但是正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所言，美聯儲的職責是創造信貸，而非支出。一些家庭和公司需要補助而非信貸，而支出的權力掌握在國會手中。”

　　在一篇8月24日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文章中，耶倫直言，“上周有3000萬美國家庭缺少足夠的食物，但只有美聯儲拿出強有力的應對措施。”文章的標題也很直白——《美國人民在挨餓，國會卻在放假》。

　　耶倫所言的美聯儲的應對措施在今年3月便已推出。3月15日，美聯儲緊急降息至零並啟動7000億美元的量化寬鬆(QE)，23日更是宣布對購買的國債和住房貸款抵押證券(MBS)不設上限，標志著美聯儲“零利率+無限QE”的政策組合形成。美聯儲上一次緊急降息至零還是在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之時。

　　“在8月之前，國會尚能與美聯儲形成有力的配合。”耶倫認為，美國經濟在經歷3月、4月的關停后開始在5月、6月從谷底反彈，部分原因便是每周600美元的聯邦失業救濟，但這項政策已在7月到期。

　　伴隨兩黨始終未能就新的財政刺激政策達成共識，耶倫此後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國會應該儘快就此達成一致。就在她正式獲得財長提名前，她在11月中旬彭博社舉行的一場在線論壇上還表示，美聯儲剩餘的貨幣政策工具有限，而財政政策將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民在挨餓，國會卻在放假》一文的另一位作者是勞動經濟學家賈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他被拜登提名為經濟顧問委員會人選。伯恩斯坦是2007年金融危機后奧巴馬刺激政策的推手，他曾在2009年1月預言稱，擴大支出可以在2010年秋天將失業率降至8%以下，甚至觸及7%。

　　在拜登的經濟團隊中，同樣關注勞動力市場的還有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塞西莉亞·勞斯(Cecilia Rouse)，而耶倫的專長與學術興趣在相當程度上集中於“失業與勞動力市場”。

　　作為耶倫著作《令人驚艷的十年——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宏觀經濟經驗與教訓》的譯者、北京大學滙豐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巴曙松就表示，正是耶倫與她的丈夫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一道提出的“效率工資理論”為新凱恩斯主義的合理性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在該理論的框架下，僱主寧願提高工資而激勵士氣、提高效率，於是使得實際工資高於均衡工資，失業問題由此產生。“效率工資理論”一定程度上為刺激性的貨幣政策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石，正因為失業有其合理的存在，才需要在政策端有所作為，通過提高總需求來解決失業問題。

　　“從勞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充分就業可能是核心目標。經濟政策的制定就是一個博弈過程，要在盯住核心目標的情況下再盡量尋求平衡，其實美聯儲就是要在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兩個目標間找到平衡，而耶倫正是鴿派。”劉英說。

　　在美聯儲，“鷹派”與“鴿派”之爭已久，分歧在於對待美聯儲兩個目標的側重上，“鷹派”更關心物價穩定，更易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警惕通脹，“鴿派”則更擔心就業疲弱、經濟增長乏力。

　　相比於一些美聯儲官員不會認為自己天生就是鷹派或鴿派，劉英認為，耶倫的鴿派特徵顯著，“上一次金融危機前，格林斯潘曾在短期內強硬地多次加息。當時作為舊金山聯儲主席的耶倫就曾與格林斯潘有過對峙，認為後者的行事風格過於鷹派，缺少對就業市場的考慮。當時她鴿派的特徵就已經顯現出來，再加上耶倫出任美聯儲主席后加息過程始終緩慢，更被外界視為‘鐵鴿’的表現。”

　　在耶倫於2014年至2018年任職美聯儲主席的4年間，美聯儲從未降息，加息5次，而耶倫的鴿派特徵顯現在她將零利率一直維持至2015年年底才開啟加息進程。其實早在2014年8月，美國的調查失業率便已降至金融危機開始之初的水平。市場本來預測2014年9月會是加息的起點，但在當月的新聞發布會上，耶倫稱，“仍然有太多人想要工作卻找不到工作，太多人想要全職工作卻只能做兼職。雖然很多人沒有在找工作，但如果勞動力市場更強勁，他們就會去找工作。”

　　對於關注勞動力市場的耶倫來說，當下美國的情況必定不樂觀。截至今年11月中旬，美國已有390萬人失業至少六個月，而在3月和4月失去的2220萬個工作崗位中，只恢復了1240萬個。

　　耶倫與伯恩斯坦在文章中稱，當失業率異常高企而通貨膨脹率處於歷史低位時，需要更多的財政支出來支持就業。他們甚至提醒美國國會不要重蹈覆轍，“在2011年初，失業率仍然略高於9%，美聯儲已將利率降至零左右，但是國會卻任憑財政支持失效，他們對赤字的擔憂比對失業人口的擔憂更甚”，這導致了當時的經濟復蘇更為脆弱。

　　耶倫的提醒似乎也點出了她出任財長後面臨的困境，當下對赤字的擔憂仍然強烈，甚至比以往更甚。

　　如何“走鋼絲”？

　　“不同於美聯儲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制定權，財政支出需要國會通過，財長有財政的計劃權力，但不掌握真正的財權。”劉英說。

　　12月初，一個由兩黨議員組成的團體宣布了一項9080億美元的新冠疫情救助方案，這一方案是自夏季以來一直在進行的財政刺激政策談判的新一版舉措。此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也發布了一個規模更小的方案，總額縮水至5500億美元。

　　“美國財政赤字超標的現象應該說已經達到了歷史之最。目前美國國會兩黨一直沒有通過新的財政刺激政策，我認為美國人也在權衡如果再投入的話，不管是9080億美元的方案，還是5500億美元的方案，對3.14萬億美元的美國財政赤字都是雪上加霜。所以新的財政刺激政策遲遲沒有出台，這是受制於美國的財政赤字壓力。”譚雅玲分析說。

　　劉英也認為，某種程度上美國的財政政策已經用到極致，“現任財長姆努欽在今年3月已經推出了約3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而美國政府債務已經迅速接近30萬億美元。”

　　“美國的貨幣政策沒有失控，即使美聯儲現行貨幣政策極度寬鬆，但是美國的貨幣供應量還是在16萬億到17萬億美元之間。美聯儲有一條不變的準則，就是貨幣的供應不能超過經濟總量的70%，即使美聯儲‘開着直升機撒錢’也沒有超標。”但譚雅玲認為，美國的財政政策已經失控。“財政政策一定要與貨幣政策相匹配，耶倫在美聯儲工作多年，知道財政政策該如何迎合、協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美聯儲現任官員也會尊重耶倫作為財政部長提出的一些政策取向，她會是保證財政部和美聯儲良好溝通的核心人物。”

　　其實在2018年卸任美聯儲主席后，耶倫就曾預警特朗普的減稅計劃可能給美國帶來的赤字壓力。當年她與多位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聯名發布報告稱，“在目前這樣強勁的經濟時期，美國需要減少赤字，以抵消經濟衰退時為恢復需求、避免更深危機增加的赤字，但去年(2017年)的減稅和就業法案改變了這種邏輯。”並提醒，為償還不斷增長的債務，所需要的稅收收入將對政府的某些能力造成越來越大的影響，比如政府為民眾提供服務的能力，以及應對經濟衰退和緊急情況的能力。

　　換句話說，耶倫認為，在經濟景氣的年份要減少赤字，從而為應對未來可能的危機留存足夠的“彈藥”，但美國政府當時的作為恰好與這一方向相反。“特朗普政府顯然沒有為耶倫創造一個容易接手的環境，目前推出刺激政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錢從哪裡來？”劉英說。

　　“一種可能是發債，然後由美聯儲購買，這就需要財政部與美聯儲互相支持，美聯儲已經是美國債務最大的‘接盤俠’。”劉英分析說，“再有就是加稅。民主黨所謂支持適度稅率說白了就是加稅，拜登希望耶倫從富人手上收稅用於支出。但經濟下滑收入銳減，向富人收稅阻力較大，更何況加稅的決定權在國會不在財長。”

　　譚雅玲則提醒說，相比於關注耶倫推出的財政刺激政策的總量，更應該關注其結構，“未來耶倫在財政刺激的路徑和方法上要有所改變，錢往哪裡投很重要”。劉英也認為，耶倫應該會推出一些四兩撥千斤的舉措，進行比較精準的財政刺激。

　　耶倫自然清楚進一步財政刺激帶來的赤字壓力，她認為，應該“通過精心設計和有效的方案，明智地使用國家資源”。對於她可能的財政刺激政策投放方向，也許可以從她今年7月參加國會聽證會的證詞中找到端倪，她當時給出了三條財政政策建議：

　　首先，國會應該制定全面計劃支持醫學研究，加強檢測、接觸者追蹤和醫院能力等，“在這一領域的投資可能會獲得好幾倍的回報”。這一投向符合耶倫的一個基本判斷，即如果新冠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經濟復蘇便會緊隨其後。

　　其次，在失業率仍然高企的情況下，應該強化失業保險，併為食品券等項目提供充足資金。耶倫提出失業保險可以重新設計，以解決一些人指出的激勵問題，例如，國會不應一次性付款，而應通過將補充失業保險和其他救助項目與全國失業率或州失業率捆綁，創造一種自動穩定器。這樣一來，如果情況惡化，不用再通過國會，這種機制將自動提供補充援助。

　　再次，國會應該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實質性支持。耶倫認為，金融危機留下的教訓是，州和地方一級的財政緊縮會拖累全國經濟，並抵消聯邦政府政策帶來的益處。為了避免州和地方政府大幅削減開支帶來的衰退效應，聯邦政府應該提供實質性支持，並且對援助不要過多設限。

　　“在某個時候，我們將不得不考慮如何確保聯邦政府財政的長期可持續性。然而，現在的首要任務應該是保護美國人民不受這一流行病的影響，並謀求強勁而公平的經濟復蘇。”耶倫說。對於耶倫需要面對的局面，劉英將其形容為“走鋼絲”。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47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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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12月18日電 據美國《世界日報》報道，近日，美國紐約連夜降雪，不少布魯克林華人商家一早便開始清除人行道積雪。而在日落公園，也有許多華人全家出動，共同欣賞雪景。

　　對紐約人來說，這两天的積雪是數年來最厚的一次。直到17日中午，布魯克林仍然飄着雪。據了解，市清潔局早對今冬的首場暴雪嚴陣以待，在各區布置好鏟雪車，整夜定時除雪，以便早晨車輛出行。

　　由於路面濕滑難行，路人經過未鏟雪的區域時分外小心，車輛也減速慢行。8大道商家也陸續出動雪剷除雪。五金店業者陳先生表示，他從早晨5時左右開始鏟雪，差不多耗時了兩個小時，才把人行道上的雪清除乾淨。

　　7大道42街的日落公園，如今也已經是銀裝素裹。就算當天風有些大，還是有許多華人家庭到公園遊玩，在雪地上堆起雪人。其他民眾也帶着雪橇，沿着濕滑的路面滑行。一名民眾表示，他為了迎接這場大雪，還特意購買了雪地行走鞋，想好好享受雪天時光。

　　很多華人民眾為難得的美景觸動。公園裡，滿是拿着相機拍照留念的華人民眾；在住宅區外，居民在鏟雪的過程中，也不忘與孩子共度美好的家庭時光：孩子們穿得厚實，戴着手套在門口堆雪人，並留下照片做紀念。(顏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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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鄭州12月18日電 (記者 劉鵬)據河南省衛健委18日消息，12月17日0時-24時，河南省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例(為境外輸入的無癥狀感染者轉確診)、新增無癥狀感染者1例，無新增疑似病例。

　　據通報，截至12月17日24時，河南省累計報告本地確診病例1273例，其中死亡病例22例，出院病例1251例。累計報告境外輸入確診病例23例，16例出院，7例正在定點醫院接受治療。

　　通報稱，自1月21日起，河南省已累計追蹤到密切接觸者40612人，目前8人正在接受醫學觀察。截至12月17日24時，正在醫學觀察的無癥狀感染者16例(均為境外輸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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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三四年，我和同學的差距有多大

　　一些年輕人對“差距感”焦慮迷茫、手足無措，也可能源於對平凡、緩慢積累過程的認知錯位。當下網絡輿論、一些影視劇推崇的所謂“成功奇迹”“完美主人公”，某種程度可能會對年輕人有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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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時代，所謂“差距”，用考試成績的数字就可以精準而簡單地定義。那麼畢業三四年後，和社會初步交手的年輕人，又會面對哪些維度的“差距”？

　　大學本科畢業3年，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的夏夏，每次被朋友問起待遇問題心情都不爽。她當初因為衝著“平台好”入職這家公司，鍛煉機會的確多，可薪水上漲幅度不大。“有的大學同學月薪幾乎都是我的兩倍了，我現在可不敢吹自己公司有多好”。

　　海外留學歸來的唐麗，碩士畢業兩年後先在國外實習，工作挺順利，然而信心滿滿回國后，這一年卻充滿坎坷。入職新媒體公司的她，竭盡全力對待每一個項目，客戶反饋也不錯，然而上司並不器重她。唐麗非常“意難平”，感到別人都跑到了半山腰，“自己還在職場底部沼澤里打滾”。

　　工作即將滿5年的李晴，形容每次同學聚餐都是一個小型的“凡爾賽美學展示現場”。“已婚的姑娘會滔滔不絕說老公如何‘高富帥’，已育的姑娘則圍繞小孩兒選哪家高級幼兒園的話題喋喋不休。”李晴開玩笑說，她這種自得其樂的單身人士，看着聚會現場甩出一條條“碾壓式鴻溝”，感到自己可能活在離人間遙遠的另一個星球。

　　畢業三四年的你，會煩惱自己和別人的差距變大了嗎？如果被“差距”所困，該如何進行心理調適？

　　缺乏自信、自我認知不足的孩子，習慣通過比較來證明

　　“上大學前，爸爸媽媽會和我說，大學畢業以後大家會和比較相似的朋友們在一起玩。如果說大家的事業、人脈方面差距特別大的話，可能就很難玩到一起。我當時看爸媽的交際圈，也確實有這種感覺。”夏夏說，可能因為家庭教育偏“精英主義”，她讀書時候性格就很要強，每次考試如果掉出班級前三，就會懊惱兩三天，害怕成績被別人甩在後頭。

　　夏夏表示，學生時代她的“尖子生光環”一直持續到大學畢業。“考到好分數，拿到獎學金，被周圍人羡慕，其實會激勵你下次更努力考好，成績這種衡量尺度還是令人‘上癮’的，你會覺得目標特別明確、單純”。

　　畢業季求職時，夏夏對於目標offer的要求和她爸媽的期待很一致——平台大，牌子響，有面子。“我覺得這是畢業生很正常、自然的心理，大公司積累深厚，聚集了各大名校精英畢業生”。

　　然而，工作3年下來，夏夏發現，從前學生時代的優越感漸漸消失殆盡。職場對年輕人的考察指標不再和以前考試一樣，“天道酬勤”“人定勝天”，比如，項目不是你一個人逞英雄的事，要學會和團隊其他人協作；職場對一個人情商、抗壓能力等心理指標要求也很高，而這一塊夏夏感覺很不擅長。

　　最近令她最苦惱的是，偶爾遇到老同學，聊起薪資待遇，她發現目前自己的收入所得“有點說不出口”。經歷了幾次比較，夏夏不由糾結：“和他們比，我混得太差了嗎”“我當初選錯了嗎”？

　　“隨着年齡的增長，因為人承擔的角色多了，要求多了，可比的東西就越來越多。”全球職業規劃師(GCDF)林欣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表示，“差距感”的形成是一種正常現象，調整好心理狀態很重要。

　　“小時候接受的教育和經歷形成了每個人的心理習慣。如果一個人小時候就知道要有取捨，人可以不完美，這樣的年輕人比較容易調整好心態。反之，如果教育中充滿競爭和比較，可能就無法適應。”林欣分析，習慣“在比較里去認同自己”的年輕人，一般是缺乏自信，或者自我認知不足，“他們不清楚自己是誰，只有通過比較才能看到自己”。

　　“這種情況通常是從小接受的教育、還有家庭氛圍造成的。必須要通過比較勝過別人，那一刻的快感讓自己覺得是存在的，是有價值。”

　　林欣指出，這種“比較”往往是跟風、盲目的，別人比啥他也要比啥。“他們通常職業規劃、生活發展的目標都不太清晰。如果自己有一條主線，知道我要去哪兒，就沒有必要去比其他了”。

　　帶來內在柔軟和成長的比較才是積極的，多給自己正面暗示

　　“現在我不太會去主動問別人薪水、職業發展這些問題，也不會因為其他女同學在大城市婚姻生活圓滿而感到自卑。”形容參加同學會如同“參觀凡爾賽美學展”的李晴表示，現在她已經把心態調整得比較陽光、積極了，但兩三年前，她也時不時受困於“我好差啊”“同齡人為什麼都碾壓我”的煩惱中。

　　李晴說，她畢業后第一次巨大的落差感，來自工作兩年後的一次項目。“那個項目的完成過程很震撼我的是，團隊里其他比我也就多工作一年的人，水平技能高出了那麼多！當時自己的能力完全跟不上其他人的節奏，心裏產生了特別大的落差感，也會擔心，這麼弱的我能在這個公司‘活到第幾集’？”

　　差距感產生之後，李晴苦惱了半個月，最後在朋友的建議下求助部門上司。“上司給我分析了以後，發現原來也不嚴重，只是自己在職業技能和專業知識上有漏洞，那就多彌補吧！所以很快也算追上了那些‘大神’，困擾我的差距感也就消失了”。

　　“我想對剛畢業的年輕朋友說一句：落差永遠都存在，但是如果只是在感嘆自己為什麼不如別人，倒不如想想自己還有什麼地方是可以彌補和加油的。”李晴說。

　　另外在生活上，李晴也不會因為其他人的“人生進度條拉得快”而自怨自艾。“我現在學會從自己的生活挖掘樂趣，不覺得必須和他人一樣，要在感情、小家庭‘配置’上追上進度，大家開心就好嘛。當然我也會學習其他人積極的生活態度”。

　　在林欣看來，如果像李晴這樣，“比較”能帶給個人內在的柔軟和成長，這種“比較”就很積極。

　　林欣認為，如果面對差距時所進行的比較，不能成為激發自己向上的動力，而是讓人自卑感加強，或促使人逃避，甚至造成心理創傷，那這種比較沒有意義。

　　“比如，你看到誰更懂得理解和包容，你會想是不是自己之前處理事情態度有點自我，沒有關注他人感受。這種就屬於健康的自我反思式的比較，促使你完善自己，心變得柔軟。”林欣說。

　　另外，根據林欣的觀察，很多年輕人習慣把自己定義成失敗者，每天把“loser”掛在嘴邊，把自己的事業、感情、生活說得一無是處，這很可能造成一種消極的心理暗示。

　　“心理學里有一種‘正性定義’的訓練，來‘改寫’一些對事件的負向描述。比如，今天搞砸了老闆交代的任務——這是一個負向的描述，帶有負面暗示。我們可以把它改寫為正性定義的話：由於經驗不足，今天老闆交代的任務沒有達成理想的結果，但是它也使我積累了經驗，下次再做這件事的時候，相信我一定可以不一樣——這樣思考，對人有激勵的作用。”林欣說。

　　接受平凡的過程，不過分追求完美英雄的幻想

　　經常抱怨公司不器重自己、升職緩慢的唐麗坦言，其實客觀來看，她當下的職場處境並不算糟糕。“我會反思到底在痛苦什麼？最近和一起在國外留學的夥伴聊天，她認為我太追求完美的職場狀態了。過於心急，還調侃說我是都市職場劇‘中毒太深’，幻想太多，總覺得一入職場就得一日千里”。

　　唐麗的小夥伴為她仔細分析了一下，目前部門裡已升職的年輕人，雖然在唐麗看來“業務水平差不多”，但是那些人很早就來公司實習，無論是對內部環境的熟悉程度、人際關係的融洽程度，還是對行業環境的學習程度，都是遠遠高於唐麗的，唐麗不應該指望一年內就升級通關，迅速獲取巔峰成就。

　　專家指出，一些年輕人對“差距感”焦慮迷茫、手足無措，也可能源於對平凡、緩慢積累過程的認知錯位。

　　林欣分析，當下網絡輿論、一些影視劇推崇的所謂“成功奇迹”“完美型主人公”，某種程度可能會對年輕人有誤導。“要求各方面都好，對年輕人來講很不現實，會讓他們壓力倍增，什麼都要比，這很累”。

　　“實際上大部分的人生就是平淡、尋常的，絢麗的刺激性事件很少。這代年輕人對個性化、自我價值的要求比較高，都希望自己能迅速達成頂峰的價值。我聽到太多年輕人說，我想快點實現財富自由，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

　　林欣表示，我們不應該去逃避正常的平凡生活，要學會面對生命的平凡。“生命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你折騰它，最後折騰的還是自己，讓自己受傷害，或者把很正常的狀態破壞掉”。

　　“年輕人都會有這個階段：有理想，希望過得和其他人不一樣。但是隨着人的成長，也要慢慢地去學習了解：很多收穫是在平凡中一點點磨出來的，就像手工匠人，慢與專註才能產生精品。”林欣說，很多成功的人，其實一輩子就是在重複地、精益求精地做一件大家看起來非常枯燥的事情，在平凡中磨練自己，最後獲得不平凡的成就。“所以，在有所追求的同時也要接受平凡。平凡不是平庸，自己做好準備，逐漸尋找目標，在若干年的積累后，不急不躁地達成你的心愿”。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沈傑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陳海峰】 網站內容來源http://www.chinanews.com/【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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