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足球成往事中超重回小成本？
足協“限投、限薪”的新政意在將“金元足球”連根拔起，中國足球能否就此回歸健康發展的軌道？
本周六山東魯能與江蘇蘇寧的足協杯決賽結束后，中國足球本賽季將就此落幕。落幕的不僅是2020賽季，中國足協本月正式公布了“最嚴限薪令”，這意味着中超將徹底告別“金元時代”。
曾在亞冠賽場締造輝煌的中超球隊將因此經歷陣痛期，失去大牌外援的名氣與流量加持后，中國足球將回到打基礎與提升自身能力的老問題上。繞了一大圈路，該解決的問題無法逃避，戳破金元足球的泡沫后，中超將如何書寫“小時代”(重回小成本經營)的新篇章？
新政
限薪令下 俱樂部銀根緊縮
與2018年推出的“工資帽”和要求俱樂部支出逐年下降等相對溫和的措施相比，中國足協12月14日在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專項治理工作會議上宣布的“限投、限薪”新政更為嚴格。
在足協發布的職業聯賽俱樂部財務約定指標通知中，對俱樂部支出、球員年薪、俱樂部獎金等各財務指標做出了相應規定。從2021至2023賽季，中超俱樂部每賽季的投入總額不得超過6億元；中超本土球員頂薪為稅前500萬元，一線隊本土球員平均薪酬不超過300萬元；外援頂薪為稅前300萬歐元，外援薪酬總額不超過稅前1000萬歐元。為保障新政順利施行，足協配套出台了相應處罰措施，其中“陰陽合同”一經查出，當事俱樂部將被立即剝奪當賽季成績並在下一年度降級，涉事球員禁賽24個月。
這些是“金元時代”不可想象的数字。根據相關數據統計，中超俱樂部此前幾個賽季僅在冬季轉會窗口的花費就足以讓國際足壇震驚。2016年冬窗，中超俱樂部創下超過3億歐元的投入額；2017年和2018年的冬季轉會期投入分別為2.33億歐元和2.63億歐元；2019賽季同期投入為2.18億歐元。受到“工資帽”等政策影響后，2020賽季冬窗被稱為近年來的“最冷清轉會市場”，中超俱樂部總投入呈斷崖式下跌，為2800萬歐元左右，這一数字僅高於2011年同期的2429萬歐元。
“我們俱樂部的投入，是日本J聯賽俱樂部的3倍多，是韓國K聯賽的10倍多。球員薪酬是J聯賽的5.8倍，是K聯賽的11.7倍，這些数字讓人觸目驚心。”足協主席陳戌源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可以預計，在更為嚴厲的新政生效后，預計2021年冬窗中超投入總額將繼續呈現大幅下降趨勢。
趨勢
巨星撤離 大牌外教亦難留
擠掉“金元泡沫”后，中超聯賽的含金量與影響力是否會受影響？這幾乎是肯定的。不少世界頂級外援都在“金元時代”登陸中超，他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度，比如浩克、特謝拉、奧古斯托、巴坎布、費萊尼、卡拉斯科、哈姆西克等等。施行稅前300萬歐元的外援頂薪新政后，天價外援將不復存在，中超大牌外援們也已掀起撤離潮。
扎哈維、浩克、佩萊等外援已與中超告別，誰都不知道下一個離開的會是誰。留在中超的大牌外援們在合同期滿后，很可能因頂薪政策不續約，這也意味着“外援當家”的中超各隊將面臨重構陣容的震蕩期。
以北京中赫國安為例，比埃拉、奧古斯托和巴坎布是球隊近幾個賽季的核心球員，他們構建了國安美如畫的前場。但2021年是“三叉戟”的合同年，當他們離開后，國安在2022賽季將面臨體系性重建。事實上，需要重建的遠不止國安，因為大部分中超球隊均以外援為主要框架，搭建了戰術體系。
外援撤離潮只是其中一部分，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們同樣發愁未來難以邀請到知名外教，“很多俱樂部為名帥付出的薪酬同樣可觀，俱樂部總支出受限后，很難再請到知名教練，而一個好教練為球隊帶來的作用往往不只是成績。”
在此前媒體公布的世界足壇主教練年薪排行中，有兩位中超球隊主帥進入前十，分別是大連人主教練貝尼特斯(1350萬歐元)和廣州恆大主教練卡納瓦羅(1200萬歐元)。據法國媒體報道，國安主帥熱內西奧的年薪也接近800萬歐元。限薪令下，未來中超能否再見名帥的身影同樣是未知數。
看台
亞冠賽場 中超恐難破8強
2020賽季，代表中超出戰亞冠聯賽的4支球隊是廣州恆大、北京國安、上海上港和上海申花。恆大與申花均折戟小組賽，上港止步亞冠16強，創造隊史亞冠最佳戰績的國安闖進8強。中超BIG4的亞冠賽事全部結束后，外界給出了悲觀論調，“中超球隊過去幾年的亞冠黃金時代已經結束。”
不可否認，中國職業足球的“金元時代”有泡沫、有弊端，但因天價轉會費和薪酬而來的外援外教們給中超帶來了國際賽場上的榮光時刻。2013年和2015年，恆大兩奪亞冠冠軍。2017年與2019年，上港和恆大分別打進亞冠4強，大牌外援們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2012年恆大進入亞冠8強前，中超球隊面臨着亞冠改制后小組難出線的窘境，即使跌跌撞撞出線，也均是淘汰賽一輪游。高投入下的高回報，成為刺激中超俱樂部高額投入的原動力。
當知名外援外教逐漸撤離后，中超球隊未來在亞冠賽場上能否一戰？外界對此並不樂觀，最悲觀的看法是“一夜回到十年前”，並認為國安本賽季取得的8強成績將是未來幾年中超球隊在亞冠的最佳戰績。
過去多年來，中超球隊對外教外援極為依賴，這種依賴不僅體現在亞冠賽場上，國內聯賽表現得更為明顯。近3個賽季，中超16隊中只有1/4左右選擇本土主帥執教；外援們佔據着各隊中前場的主要位置，生存空間被擠壓的國內球員在2020賽季雖然表現有所提升，但20輪聯賽后，他們的總進球數依然以155球落後於外援們打入的287球。最嚴限薪令被視作改變中超球隊“外援外教依賴症”的強力措施。
急剎車的趔趄過後，中超球隊需要時間站穩，但這個“穩定期”需要多久，尚是未知數。
癥結
外援出場 尚未做配套調整
曾經繁榮的中超如今需要着眼未來了。在明星外援漸次離開、本土球員水平提升前，中國職業足球頂級聯賽何以吸引球迷的支持？
中超版權有過5年賣80億元(后調整為10年110億元)的輝煌，如今聯賽含金量大打折扣后，被認為不再“值錢”的中超需要盤算好“小成本日子”。
陳戌源指出，不少中超球隊少了外援之後，競技水平完全判若兩隊，這對中國足球發展來說不是好的一面。然而這正是中國足球的現狀，當大多數球隊的核心位置被外援佔據后，本土球員得到的成長空間與信任並不充分。
“金元足球”十年，能力克外援拿下中超金靴的國內球員僅有武磊一人。優秀外援的撤離潮雖然被認為可能會讓國內球員得到更多鍛煉機會，但外援出場人數條款並未因限薪令做配套調整，這與限薪令的初衷背道而馳。
過去幾個賽季，外援出場條款多次調整。2017和2018賽季，中超一場比賽中外援可累計上場3人次；2019年6月，中國足協將這一規定調整為“一場比賽中，同時上場的外援不得超過3人”；2020賽季，出於增強聯賽觀賞性和競爭力的目的，外援政策再次調整，變為報名5人、上場4人。國內球員並未因此得到更充裕的成長空間，何況他們還需要與入籍球員這一新群體競爭。
“小成本時代”的開端註定是混亂的，比如相悖的政策，比如球迷們突然要接受支持的球隊換上一個陌生的名字。
12月31日是北京國安俱樂部28歲生日，但也許這是北京國安的最後一個生日，因為按照中國足協發布的《各級職業聯賽實行俱樂部名稱非企業化變更通知》，國安、泰達、建業、亞泰等在中國足壇存在了20多年的名字將不復存在。
這是最具爭議的變化，因為在球迷眼中，這些名字早已不是商業化符號，而是被視為一支球隊的血脈傳承，所以當年上海申花球迷才會在俱樂部易主后力爭留下“申花”二字。
投資人、球員、教練、球迷，中超即將迎來“小成本時代”，這必將影響着每一个中國足球從業者和關注者。何去何從？前路仍在迷霧中。
A18-A19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周蕭
新京報製圖/師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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